十年 Decennis

太平洋的暖风夹杂着的，是旺盛蓬勃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岛屿，孕育了飞鱼云豹，孕育了玉兰槟榔；孕育了爱跳舞的姑娘，孕育了会唱歌的小伙。美丽的姑娘啊，你的舞蹈深深打动了小伙的心。而他，为你写下了打动大洋的歌曲。

醉人的歌声里，是对生命的赞美。他歌唱山脉，呼唤族人的荣耀；他歌唱大海，感叹自然的伟大；他歌唱人民，诉说命运的坎坷。就是这样的他，用岁月沉淀出了未经修饰的，最纯朴，最诚实的音乐。

三十年青春，换来的是朴实无华的蓝调。他回归原野，为民生奔走呼号，唱出了一代人难以忘怀的心声。满头白发，和那略显沙哑的嗓音，是活生生的历史。时光飞逝，小伙老了，一代人老了，历史便凝聚在一张唱片里。

那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昔日的小伙，名叫胡德夫。

百忙之中，想起了偶然听过的歌。那时正在全国各地做活动。到了广州，趁空闲时间和共事的朋友们去了书店。当时看到了胡德夫的专辑《匆匆》，并没舍得买。后来朋友买走了拿去放的时候，突然被这神奇的旋律震撼了。那并不是我所熟知的音乐。那是原始的，未经修饰的声音。如今的音乐都泛着精雕细凿的影子，而胡德夫的歌，透出一股粗糙的野性。他的歌声，有着乡村、山谷、草原和大海的气息，与有着时代气息的流行歌曲有着太鲜明的对比。听了他的歌，身体也像是呼吸了最最纯净的空气一般，产生了未知的神秘反映。时代在变，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总能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产物。然而人性最深处那种对原始的狂野气息的追求与崇拜，是进化的道路上，神灵留给我们的宝藏。而胡德夫，便是用歌声挖掘这宝藏的使者。

从举办第一场演唱会到出版第一张专辑的三十年时间里，胡德夫的身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从台湾校园民谣运动，到原住民运动，台湾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歌声无法记录历史的所有细节，却留下了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这种感性的历史，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部独特的史诗。每当音乐声响起，听众们便仿佛坐在老人面前，听他用沧桑的歌声讲着渐渐被人淡忘的故事。歌声带来的是欢笑，是泪水，却都是纯粹的感动。如果想要从歌声中听懂什么，胡德夫会教你倾听世人的呐喊，教你感受自然的美，而最重要的是，教你净化自己的灵魂。

百忙之中，我决定纪录下这份震撼，延续歌声带来的感动。

太平洋的风

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 吹过所有的全部

从太平洋吹来的海风，吹过海岸，翻越山脉，吹进了美丽的山谷。海风吹来了生机，吹来了太平。吹过了许多人的脸庞，最后才吹上了我的。祖祖辈辈，都被这股海风洗礼着。歌声就像风，包围着我，让我仿佛置身太平洋中那个富饶兴旺的岛屿。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而岛上古老的民族，在海风的保佑下，世世代代传承着属于太平洋的声音。

牛背上的小孩

山是浮云，草原是风。他是牛背上的牧童。终日赤足，腰系弯刀，牛背上的小孩唱在牛背上。时光流逝，人生匆匆，牛背上的小孩在哪里？或许，老人沧桑的歌声里有着答案。

曾是那牛背上的牧童，跟着北风飞翔跳跃。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离开碧绿的田园，飘荡在城市的边缘？

对命运的疑惑，对民族的反思，终不得答案。当汹涌的瓦斯充满阿眉族的胸膛那一瞬间，愤怒和悲伤浓缩在笔尖，心中的不解变成了文字。多少年时光流逝，文字伴着歌声继续流传着，却依然没有回声。

为什么，为什么，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乡的门。

关于胡德夫，很多人有话说

找歌词的时候，去胡德夫贴吧看了看，顿时觉得心里很凉。上面很多帖子都是关于某个音乐颁奖的争论。胡德夫的歌迷和王力宏的歌迷纷纷破口大骂，骂对方不懂音乐，诅咒对方和他们的偶像。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正懂音乐。歌声带给我们什么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静下心来听音乐，就能发现音乐都是好的，都是美的。但愿音乐带来理解和倾听，但愿人们用耳去过滤杂音，用心去倾听灵魂。

胡德夫与我们所熟知的流行歌手太过不同。他没有靠音乐赚一辈子花不完的钱，没有太多八卦，没有惊人的专辑销量。但他，和许多年轻歌手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不只是他，不只是他们，我们谁敢说自己没有过大声唱出自己的心声、自己的愿望的时候呢？孩提时代起，甚至母亲腹中的时候起，音乐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是自然而然，在不经意间被我们表达出来的灵魂。无论是胡德夫，还是年轻的歌手们，他们用各种方式唱出灵魂之声。

最后

太平洋之上，美丽的岛屿孕育的小伙还在歌唱，只是脸上有了皱纹，手心长了老茧。太平洋还是年轻的，歌声也是。和人们匆匆的一生相比，歌声是永不凋谢的力量。

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近日隨手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未標點的四書集註，以未句讀的方式呈諸上，僅想說明一個我們都發現了很久的問題：文言文不句讀很難讀懂。同時論語中又有一些例子因為句讀的不同導致不一樣的理解。句讀的缺失，似乎給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承造成了一定障礙，當然從另一角度來看，未句讀的句子可以被重新闡釋，以起到闡釋人預期的效果，所以才造成了中國古代思想界對於儒家思想的無數次註釋。

句讀，在中國古代，從來都是進入私塾先生教導學生的第一項技能。句讀之不知，被很多古代人認為是文盲的標緻。其實也正是這樣，句讀之不知，只可誦讀單字，那就不可能對書本有任何連續的理解。所以，句讀對於我國古代很重要，對於今日有志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學者來說，句讀也是直接閱讀原文的基本功底。但最近在看這本四書集註的時候，總在思考，為甚麼我們非要讓讀者句讀不可？難道作者自己寫的時候就不知道句讀？

其中一種解釋是春秋戰國時期，書寫十分不易，書寫成本較高，所以當時的文言文的表達，盡量以簡潔為主，就連句與局之間的斷結也被直接忽略了。但我個人並不贊同如此說法，先進遺用的句讀方式不過是在句末加個“○”，以表示一個語句的斷點。甚至也可以直接用“、”來斷句。即使在戰國時期以竹簡書寫，多刻那麼條橫杠，這又何妨。

但如果我們研究別的書寫系統，一樣也可以發現如此現象。就像哥特語，和文言文一樣不具有標點。可能這個問題是需要從人類書寫系統發展的角度來考慮的，不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問題。我在此姑且臆測一種解釋：
橫向比較世界上的文字發展，幾乎在所有文化中，文字不僅僅具有傳達意思的作用，還代表了識字人的社會地位。在很多古代社會中，只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貴族階級才可能識字。當中國的文字從很多史前文明的器皿上得到起源，被龜殼甲骨所傳承，最後刻錄於竹簡上的時候，文字的形狀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識字的群體並沒有改變。因為漢字的複雜構成，中國的識字率直至近代才又很顯著的提高。也就是說，中國社會，不論甚麼時候，識字和閱讀不是大多數人所能做到的。雖然尋常百姓家也可以出秀才甚至狀元，但這樣無背景的奮鬥都是依靠當時一個氏族甚至一個村落來完成的。識字和閱讀，這種不具實際生產意義的技能，並不是中國古代大多數人所需要擔憂的。所以，即使文化從古以來都缺少閱讀的句讀，但這並不是大多數人的問題。而作為讀書人，從小研習如何句讀，自然閱讀也不成問題，並無心去改變這樣的現狀。最終，中國社會在其自身表達上被文字束縛了千年。

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的名作《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及受其深厚影响的现代社会之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欧陆战争后与第三国际式的马列主义分道扬镳。作为一个放弃了直接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独裁的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亦没有走向伯恩斯坦所代表的康德式修正主义，而是从学术的立场在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下（本雅明认为革命是一种末世性的救赎，而阿尔多诺则认为它是一个有取向性的憧憬）冷眼观察和批判工业化、都市化、和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却又不甘于只做学术，认为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开的，以“批判理论”此名来形容他们对社会实践其思想的理念。

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归根结底来说是失败的。启蒙运动代表了魔法社会（玛娜）与科学社会的分界线。科学社会的根本理论是工具理性：其宗旨是把所有的事物和关联性都减小为最低限度的形成体，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工具以用之。而不能被简化为最低限度形成体的现象则被忽略。社会的单位变为了个体：架于个体之上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则就此失去了意义。在其客观性了解世界的同时，启蒙理性物化了世界。个体虽然存在，却无法保留其主体性；集体虽然存在，却无法解释集体行动（praxis）：启蒙理性是无法从主观和相对的角度出发来了解世界的。启蒙辩证法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辩证法来说明启蒙理性的种种问题。在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眼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性思想最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甚至法西斯主义。

《启蒙辩证法》选择了《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来代表启蒙理性的锥形。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提到，奥德修斯可以在其本人不在的二十年时一样让其王国正常运行。牧户和佃户照常工作，王后虽然名义上代表了王权却并没有执行任何权力——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奥德修斯对与其飘扬地中海的士兵水手的控制也是绝对的。面对海妖歌声的诱惑，奥德修斯命令其手下堵住耳朵，不受影响。而对于自己他的要求则相反。作为启蒙理性的代理人他需要对证明和享受自己权力带来的果实：所以他要受到诱惑，要享受海妖的歌声。但同时启蒙理性的代言人却不是自由的。他在定义自己的权力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工具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部分——欲望。所以他要求部下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直到船离开海妖所在的领域为止。那末，奥德修斯在遭遇海妖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弊病。一方面其根本是控制，另一方面其本质是压抑。在奥德修斯听到海妖歌声却不能离开的狂喜和痛苦中，代表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人类最早的记载中展现了身影。

诚然，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比喻并非完全合理。将一近代现象追溯到远古史诗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忽略了历史性特征的做法。而且奥德修斯作为一英雄人物其本身既是大于凡人的；他的英雄式意志并不能和普世性的启蒙理性相比。作为一个多元性的个体（polutropon/ man of many turns），奥德修斯并不是一个只有理性和运用理性去看待世界的。他并不只把一切事物都简化成可以测量和控制的变量，而是保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虽然知道他的性格会导致他马上将再次踏上旅途，虽然知道伊萨卡并不能给他带来一切，奥德修斯还是义无反顾地一点一点地朝着他的家乡走去。这种精神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所批判的启蒙理性所不必备的，也是一种对科学理性相反的“魔法社会”的朝圣。

从十岁到二十岁， 是我们由天真懵懂嬉于玩闹到激情澎湃激发理想的十年；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是我们从满怀热忱充满希望到放弃理想甘心退后的十年。十年之前，我们曾经无知；十年之后，我们或许已经妥协。在这十年之界，我们在异国他乡为心中的理想打拼。十年之前的我们，也许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游学四海；十年之后的我们，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信誓旦旦？在这十年与十年之中，留下的，是我们的观察与思考。

Sapere aude–dare to know! 康德的不朽名言是启蒙运动的格言，也是我们年轻一辈人的誓约。我们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谨记着对修、齐、治、平的探索。于是，我们创建了“十年” 这个还处于摸索状态的电子杂志，来记录外面世界的变化，记录我们此时的观察与思索，来展观这未来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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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斷章
by 北

圖論課四十分鍾草擬”春天”一文千五百餘字. 某君以為以下一段足矣, 另一千餘字為蛇足而不足道哉. 聽從之, 刪得如是. “春天”者, 春天所作之春文也. “春之斷章”者, “春天”之斷章也.
“…… (以上刪去八百餘字)
至今, 我在春天的美國, 只是偶爾慚愧東面. 任公所見中國之老朽, 胡適所見中國之陰戾, 魯迅所見中國之麻木, 孫文所見中國之自棄, 在這一百年的腥風血雨中, 都消解了麼? “關於十年” 文中將我們這些留學生與那前輩們比肩並提. 依我之德能, 只能汗顏之餘, 堪堪自勉, 企及前輩之萬一. “十年”的銘言, Sapere Aude, 令我感到另一種惶恐. 禮記大學之章極言格物致知要者, 在正心誠意, 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西人經典如柏拉圖之理想國亦將正義駕於智識之上而視為偉大之人道所求的終級價值. 乃至康德, 早年治物理, 後轉玄學諸問題, 學識之究極在實踐理性與倫理學, 其道德之宏偉相輝智識之深奥而成為啟蒙運動之一盏明燈. “十年”的諸位同學們, 在勇於為智的同時, 不更應該勇於為仁嗎? 康德以心中之道義為畢生的敬畏, 羅素以對人類苦難之悲憫為奮鬥的驅使. 在這裏, 我不想說令人顯得虛偽古板的”責任”: 現代語境中, 責任如一座大山將人們自由活泼的靈魂壓住, 只有在面對每人自己的快樂時才真實. 我想說, 我所能感覺的人道的美麗, 只是人們在可憐自己時也能體恤他人, 盡力讓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少一些悲傷的故事.

…… (以下刪去兩百餘字)”

用的是顶真，随便写的，不合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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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在香江，
江心冷月眉上霜。
霜重顿知孟姜恨，
恨魂难越关山长。
×××××××××××××××××××××
长相思，心底藏，
藏镜懒顾不梳妆。
妆银裹素雪如泪，
泪飞过洋寄情长。

梦，未加工。

致命的盘查
××××××××××××××××××××××××我叫分割线××××××××××××××××××××××××××

一个矮胖警察伸手示意，一辆绿色出租车在收费站前缓缓停下。

这辆车太老了。绿色的车身上锈迹斑斑。

警察打开车门，摊开记录本，端详着车里的几个人。

一个黑人开车，一个黑人坐在副驾驶位，一个黑人挤在后排。

后排靠窗坐着一个白人女孩，不过十三四岁，小脸瘦削而苍白。一双大眼睛略有些睥睨，兴奋中夹杂着神经质的惊恐。

警察的逼视把她吓坏了。

妈妈握住小女孩的手。孩子的手指苍白而细长。“乖，不要怕。”

警察盯住黑人司机。

“例行问话，请配合。”

“当然。”

“上个月有一起枪击案……是一辆红车……正是你们这个型号……”

“我们的车是绿的。”

警察看了一眼车上的锈。锈一块接着一块，像是可怕的老人斑。每块剥蚀的地方下面都可以看出隐隐的绿色。

……枪击……

……红色……

红色？

小女孩的眼睛几乎是下意识地盯住了窗框。在那里，她看见了一缕鲜红。虽然只是一缕，但她看见了，鲜红。

红色的车。枪击。

上个月。

她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

母亲望向女儿，眼睛里满是痛惜。她从口袋里拿出一瓶巧克力糖，取出一粒递给女孩。

“来，吃颗糖吧。”

女孩顺从地低下头，用苍白的手指夹起这粒鲜红的糖，放进她几乎没有血色的嘴里。

“这车有年头了吧……绿色的……没改装过？”听起来像拉家常。

“可不是。”

她浑身颤抖得更加明显了。她咬住嘴唇来控制自己。嘴唇咬破了，腥甜的血。

血！

糖果在嘴里也变了味道。她赶紧把它咽了。

“那枪杀案真惨。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叫什么玛丽的，两个人都死了。”

“可不是。听说她们本来不必死的。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枪击……枪击！

“宝贝，再吃一颗糖吧。”

女孩又顺从地接了一颗鲜红的糖。糖粒上小小的“M”字在她指间微微颤抖。

M，玛丽。

女孩捏了捏母亲的手。

母亲依着女孩的眼色瞥了一眼窗框。

她心里也是一惊：窗框下竟然露着一丝丝红色！当然从窗外是看不见的。

“你听谁说的？”警察来了兴致。

“报纸。”

女孩的眼光落在身下灰绿色的座垫上。这个垫子很新。相对于这辆旧车，似乎太过新了一点。

她偷偷掀开一角。下面，竟是一个红色旧丝绒垫子。

“你们没什么想说的么？和警方合作会比较主动。”警察的脸忽然阴沉下来，刚才的轻松一扫而空。

“没有。”

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车厢里一片静默。死寂。

两个黑人乘客交换了一个眼神。

警察的眼睛紧盯住司机。

小女孩非常想抬起手去指那个红色的痕迹。非常想！

她的手指已经抬起来了！

妈妈抓紧了小女孩的手。按住。微笑着，她把小女孩揽在怀里。刚才司机的话在她耳边回荡。“……她们本来不必死的……”

“……不必死的……”

“……不必死的……”

“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母亲觉得自己在这种巨大的恐怖中，慢慢窒息。

五分钟。

警察没有放行的意思。

两个黑人乘客脸上的肌肉抽紧了。母亲看到一个乘客把手插进了裤袋。

又一个五分钟。

母亲觉得自己快要昏厥了。小女孩的脸上挂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的双手颤抖得太过厉害，母亲不得不紧紧攥住她。

一个黑人乘客欠欠身好像要站起来似的。却终于没有。

终于，警察问：“……你们……真的没什么想说了？”

“没有，长官。”

“……那就……走吧。”

警察一挥手，出租车发动了。

车厢里的每个人好像又活过来了。

“宝贝，再吃颗糖吧。”

“好。”

鲜红的糖果在她手里有一种凄婉的美丽。

绿色的出租车，锈迹斑斑，消失在灰暗的地平线上。

【画外音】

真是可怜的母亲。

她居然指望能让女孩镇静下来！真是太傻了。三颗强效镇静药就能管住她的女儿？尽管是最大单位的红色药片也做不到。

已经三年了。接受母亲的心理治疗已经三年了，女孩甚至都快忘记自己的过去了。

可是他们谈论着枪杀！血！她知道，沉睡的，必将醒来。

好久没杀过人了。她的手都生了。

苍白而细长的手指缓缓地伸向她的小包。

梦，未经加工。

纳粹扫荡过的街区，尸横遍野。全是黑白色调的。
一个牧师躲过了这场屠杀，在尸场中为自己的怯懦和渎神而痛苦。
忽然他看见一点红色。那是一个死人手中的一枝红玫瑰。于是他奔过去抓住那枝玫瑰，捧在胸前。又一点红色。他奔过去——那是一支号角。红色的小喇叭，躺在一个小姑娘的手边。牧师仿佛穿上了红舞鞋，疯狂地奔走于这新造就的坟场中，捡拾着一点又一点的红色。玫瑰和号角。玫瑰和号角。一支又一支。
镜头慢慢推移，牧师的宿命没有终点。

然后镜头转到一个纳粹军官与女俘虏的营帐嬉戏中。（和我做过的所有这类梦差不多，镜头偶尔是女俘的主视角。）
他高大英武，她窈窕美丽。她为了活下去，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求他不腻烦她，不会让她这么快就如前几个女俘一样被赐死。她已经陪了他数个月，大大超过了前几个女俘的平均时间。所以她危在旦夕。
她围着他起舞。身姿曼妙。她观察到他微微闭了眼——要腻了。于是她拉着他离开镜头。再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换上了冰舞的表演服。红色的天鹅绒，漂亮的流苏。
旋转，起舞。跪倒，抛掷。他又恢复了兴趣。眼里激情闪烁，英俊的面容变得柔和。在旁人的眼里，他们可称得上是令人艳羡的一对。
女子的眼神暧昧，邀请着进一步的征服。
忽然他从舞台的暗箱里甩出一条长长的蛇。女子被压抑的吸气声——她不敢惊呼，生怕军官一气之下对她挥起军刀。为了在军帐里活下去，她已经学会顺从。
但她仍然舞向了离蛇较远的方向。军官读到了她的恐惧，快意地笑着。把蛇袋子上的标签用军刀挑给她。她飞快地扫了一眼——无毒。但是她不信！她怎么可能傻到相信这是无毒的蛇呢！她哀哀地看着他，他英俊的面庞上是无辜的笑容。“过来！”他命令道。他强迫女子躺倒在他与蛇中间，然后他吻着女子，让她安心。与此同时，蛇的吻印在女子的右臂上。
镜头开始模糊。女子的瞳孔慢慢散大。军官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吻着。彼此都好安静。
旁边扫地的嬷嬷嘟哝了一声：不愧是长官最喜欢的女人。

05年的旧作，写一首名为《思凡》的箜篌曲，附会成一个尼姑私逃出寺院的故事。与爱情无涉。与青春大概有关。
当时显然是应了学完《琵琶行》之后老师希望让大家以音入诗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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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箜篌密密落，袅袅钟音絮絮吟。灯青懒看缁衣旧，枝红还数落英勤。
空门槛外人罕至，鼓瑟吹笙无嘉宾。钟钟鼓鼓颜易老，暮暮朝朝悔自频。
自悯泪化倾盆雨，伤心弦断箜篌琴。弦断音凝哀声在，百转千回诉愿殷。
梨花一枝感时泪，子归数啼动归心。弦弦急切珠玉迸，声声清越凤凰吟。
跨凤弄玉停箫蹙，霓裳杨妃侧耳颦。丝丝似诉富贵事，缕缕还念旧绣衾。
纵恋佛前清静地，仍愿凡间萦苦辛。抛却青袍罗裙挽，唇点胭脂鬓压金。
滴呖啼啭枝头闹，天光云影波色粼。寺檐渐远炊烟近，箜篌明澈钟鼓喑。
佳人已去风波定，绕梁余音犹琳琳。箜篌抚罢人皆叹，思凡一曲动苍旻。

初识余华，是读那本鲜红封面的《活着》。默默无言中，“活着”这两个沉重的字，被岁月之犁压进一条条深沟里，来年结成沉甸甸的红高粱，粒粒看来皆是血。轻咬慢嚼，有甜丝丝的腥气。

很难把《活着》里的余华归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张扬恣肆的语言，画面感强烈的叙事，字里行间作者淡淡的自鸣得意，以及那个不停咀嚼生活记忆的福贵老汉——怎么看怎么主流。对死亡的描写是俭省的、平静的。《活着》中的死亡，不可谓不荒诞：为营救当权者难产的妻子，抽血过多而死。然而，尽管死亡的设计是如此荒谬，作者对死亡的渲染却十分严肃。这种巧妙的暗讽，如同西服革履却穿了不同颜色的袜子，与有心人增一笑耳，先锋之名，恐不妥当。过于纯熟的手腕下，绘出的线条也许就失于圆滑。

然而《一九八六》里的余华，却是一个年轻的余华，锋芒毕露的余华，摇旗呐喊的余华。一个表情丰富不屑于掩饰的余华。

再说两句题外话。

写浩劫和伤痛的小说，往往喜欢写两种人。英雄和常人。都是走极端。英雄就是处处异象，弄潮时代，翻手为云覆手雨。常人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一张间谍脸，掉进人堆都不见。写英雄是为了写波诡云谲史海沉浮之中，一个英雄如何迎风而立英姿飒爽，写常人却是为了写黑云压城之时，被毒害的内心是如何挣扎纠结扭曲——因此，越普通越正常的人，内心的旅程才越一波三折。

然而余华写的这个中学教师，当然不是英雄，“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而已；却更不是正常人。大学里便醉心于酷刑研究，埋首书卷、积累笔记，并不是常人所为，而明白无误地潜埋着一颗黑暗的种籽。特异的美学爱好，对暴力的向往，对罪与罚的执著……这个“循规蹈矩”的中学教师，在还是一个大学学生时候，内心的风暴便小有显露。

虽然这颗种籽的发芽，是在十年风暴之中。

中国传统上就有个很有趣的意象：阵。阵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对于敌方军队的囚禁作用。既然有阵，就有破阵。《兰陵王破阵乐》，金石之声，今世再不闻也。

囚禁，是余华审美语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茧自缚，为阵自困。因为害怕失去，中学教师囚禁了美——假以保护之名。他爱的妻子的美，本是个源于自由的意象：两只红蝴蝶驮着油黑的辫子在空中翩翩飞翔——却横遭了他的囚禁。妻子没有反对（在他的审美世界里，美的化身总因该是柔顺的，譬如走上刑场的囚徒，周身环绕着自我牺牲的光彩），从此与他一样禁足不出。

安全感是囚禁之举最初的意义，却也是囚禁之举最终的尴尬。妻子的确收获了虚假的安全感，但失去了自由的美，渐渐变得麻木。人渐渐成为木偶，不见了飞扬的灵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却未能欺骗他自己：身兼狱卒与囚徒二职的他，因为担心将从自己构建的牢笼走入别人构建的牢笼，总是惊怖异常。

终于，他的被捕结束了他的自我囚禁。然而被捕之后，等待他的又是囚禁。这一次的囚禁却是有终点的：通向审判，通向刑罚。

当红卫兵的脚步渐渐逼近的时候，他预感到自己将要领受的刑罚渐渐逼近。大踏步地，他将走上那一条自己已经千遭万遍幻想过的鲜血之路，作刀尖之舞，以生命为刑罚之美献祭。破阵！破阵！刑罚，将如九天之雷降临大地，终结压抑憋闷的囚禁之夜，让一场鲜血之雨荡涤世间万物，再无尘埃。也许是被记忆深处对于暴力美学的热爱所激动着，他变得兴奋异常，呐喊跳跃。红色的舞鞋，穿上便不停起舞，再不停歇。破阵！破阵！——竟无意间逃到了街上。

忽然“自由”了的他，并不愿意领受这一份“自由”——不知怎地，他又一次成功地把自己囚禁：囚禁在过去的时间里。记忆闪回，蝴蝶飞舞，一幕幕一重重，让他无法离开。这一次囚禁的是心魂，他永远无法解脱。这种囚禁与天地同寿，成为横亘在宇宙间的一个巨大的孤独。

不知不觉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曙光下没有他的位置：新的时代已经不接纳刑罚，不接纳囚禁，不接纳他的美学观，不接纳伤疤，不接纳鲜血——不接纳属于过去的他。

成为了不合时宜的疯子，他行走在白骨森森鲜血淋淋的世间，徒劳地寻找这一场囚禁的终点：刑罚。红舞鞋踏上刑场，他用脚丈量囚禁的长度。破阵，破阵！只有通过刑罚，囚犯才能解脱。献祭越是惨烈，解脱越是彻底。而他，有资格享受极品刑罚——他大学时代心心念念的中国酷刑。有了刑罚为囚禁封缄，囚禁才有了意义，有了荣光万丈。

琵琶继续乱弹。多骨少肉的音色，铮铮琮琮。

他，即使是沦为一个可怜的疯子，仍然实现了他对囚禁的抗争。而同时代的人，更多的却是选择了接受囚禁。妻子自不必说，屈服于他的囚禁，又反过来囚禁了她和他的女儿。千千万万个走过浩劫的家庭，为了能够沐浴在新的曙光中，不惜割断了与过去连接的脐带，而把自己囚禁在了没有历史感的现在，甘心成为不知从何来、向何去，坐以待毙的囚徒。

难道，这样的囚禁，便不可悲？

In hi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Georg Lukacs attempts to reemphasize Marxism’s Hegelian origin and redeem dialectics from attacks of revisionism. Opposing Kantian metaphysics, which makes an arbitrary difference between thing and thing-in-itself, the dialectic is supposed to be a relative dynamic between opposite ideas; in addition, it is supposed to be praxis, or unified thoughts and action. Consciousness is a dialectical notion: it is supposed to be “practical critical activity” with the task of “changing the world” (78). Class consciousness, in addition, “approaches society from another world and leads from the false path it has followed back to the right one” (78). In order to bring historical movement, the proletariat must organize itself and realize its own class consciousness.

This reading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le recognizing its aim for praxis, nonetheless place it primarily in the realm of thought. Even though upon realiz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ction towards revolution must be on the way,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itself does not quite contain action yet. This reading suggest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s the exact moment that the thought is leading towards action; and, by virtue of its transi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contains both thoughts and action. That which comes before class consciousness is either false consciousness or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that which comes after consciousness–well, I think orthodox Marxism calls it revolution.

However, an opposing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s this reading. It states that realiz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s revolution already because the proletariat class has already recognized its condition, and changes are already made in thoughts. To this point I object: where forth is praxis, that which unites thought and action? Defenders of this reading replies that because class consciousness is already defined as “thought and ac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fulfills the dialectics of praxis. But isn’t this logic circular? Class consciousness is both thought and action, hence realizing it fulfills both thought and action. This interpretation seems to reduce class consciousness into a mere game of semantics, making it no more than a play of definitions. The condition of the proletariat does not change; perhaps it can imagine it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changed–but usually we call that “false consciousness”.

If we are to talk about Marxism, I think it would be for the best that we stay within it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framework. And perhaps our critique of it should come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 well. For example: why the proletariat? Reliance on this particular class by today’s standard seems absurd. Even in Marx’s, or perhaps later, in Lukacs’ time, such a class would be unable–too uneducat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of fetishism, and of class consciousness–to carry out anything on its own. It is merely a reified object to the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whom, symbolizing thought, required an outlet for action. What of subject-object relations and praxis? Well, I believe that in Hellenic Athens a group of professionals named sophists often taught their disciples ways of deceiving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others through the art of spe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