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Decennis

3 IX 2008

读完了童书业的《春秋史》最大的印象无非是“春秋无礼乐”：诸侯国背信弃义不守盟约、公子骨肉相残不惜勾结外敌、卿大夫谋取私利弑君结党，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陈（田）氏带齐。其结果并不是“礼崩乐坏”，而是因为礼制的概念本来就是在其无作用时产生出来的假想。礼乐存在过，并且自然繁琐：毕竟周部落采取了一种神权/王权合一的政治体系，但我们不能忘记周部落兴起与西戎，较之商部落本文化落后，是靠武力政府了东部的。其所封的诸侯国亦尚武，乃一种典型的封建武士政权。教育亦是以武为主，学校的”校“字就来源于“较量”。但同时这种武士教育又不是完全注重技艺的，而是“一方面又沉浸于礼仪和音乐的空气中… 他们的教育目标，是要造成德、智、体、艺四位合一的‘君子’人格” (111)。不过后者形式为主，童书业指出大部分士大夫对于“礼”的学问斐擦汗那个浅陋，晋国的贤大夫和太傅都不懂周礼、甚至连“礼治大国”鲁国的诸侯都不懂一些基本的常识（112）。而与之相对，靠武力和阴谋称霸的齐桓晋文则反在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过程中“尊王攘夷”而加大了周天子的威严。正式这种“威严”产生了一种对“礼”的诉求。也就是说，“礼制”概念的正是通过其周天子权威的衰败而兴起的，可谓是一种讽刺了。孔夫子生在齐桓晋文之后，可谓是天时，而又正好在“重礼”的鲁国，可谓是地利，在加上大部分诸侯卿大夫都不怎么懂礼，可谓是人和。不过对于其“礼制”思想的源流就未必需要相信了，与其把其当真不如当作是一种政治乌托邦的思想。所以对于王莽还有他的现代模仿者们我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较之《纽约客》，白先勇的《台北人》一集，手法更是纯熟老辣，实为短篇小说集之中的上品，值得细细品咂，并为之精妙之处击节叫好。

花城出版社的本子，还附有欧阳子所著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一篇评论，对《台北人》之中的每一篇都加以探索品评。其文字之洗练、见解之深刻，实为我所不能及，读来大有感触。虽然个别论点不免有牵强或粗糙之陋，却难掩其瑜，无怪乎作者会欣欣然收于集中，共为一大观也。我本来也想在《台北人》中择其二三，详加评析，与友共赏，无奈美玉于前，续貂之行似无甚益处，只得作罢，随便说两句杂感算了。

我读小说，于文字最是挑剔。上品小说，如同上等旗袍，必然裁剪得当，是一个字都不会多、一个字也不能少的。这炼字的功夫绝非一夕可成，而是要古文白话共举，读书写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方能臻此化境。短了这功夫，再精彩的情节安排、人物刻画，总免不得捉襟见肘或是松松垮垮，缺了那种雍容典雅的气度，扭扭捏捏地显出了小家子气。是故文坛上一些久有盛名的大家，远如冰心、曹禺甚至张爱玲，近如王安忆、写《檀香刑》的莫言以及写《兄弟》的余华，都流于繁复冗长。

冰心、曹禺不应苛责，毕竟白话文尚为新创，他们的写作受了太多欧化语言的影响，应当作为一种尝试而不是成品来阅读。看待婴儿期的白话文创作，应赞赏其大胆改革之精神，而不应执著于它形式上的不够精美。而张爱玲则是被自己华美的文字迷住了：好一块精妙无双的湘绣！左看右看，本该冷酷无情的剪刀下还是做了保留。绣工美则美矣，整体看来却总是有些游离和拖沓。王安忆虽然否认自己在艺术上与张爱玲的承继关系，但文字上看来，确是将张派文艺那种华美的拖沓继续发挥，大段大段的抒情不必要地拖缓了文字节奏，在较不著名的几个中篇（譬如“三恋”）中最为明显，而在《启蒙时代》中略有改善。莫言的《红高粱》还算简练，而《檀香刑》中他也许是因为尝试使用了“猫腔”这种地方戏曲的唱腔作为叙述形式，不加约束的铺陈使得小说失去了简约的美和克制的力度。余华的作品本来有着扣人心弦的节奏和刻画入骨的文字，炼字的功夫也让人叹服。谁能谁知《兄弟》一书中我却全然找不到从前那种阴沉压抑、令人惊悚的讲述，代之以浑浑噩噩疯疯傻傻以及把肉麻当有趣。对这种令人痛心的“大突破”、“大转折”，我除了真心希望真如几位教授所言，这种文字是余华有意为之来抗议我们所处的这个腐败溃烂的时代（虽然我觉得这解释太后现代也太离题万里了），无法做出其他的评价。

读到《台北人》的文字，真是有一种“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慨。甚至特意放慢了阅读速度，好酒慢慢呷。若将织文比裁锦，君衣无处不调匀。只有用这样精巧的文字妆点成的小说，才是真正的绝代佳人，转身亭亭而去，留下一个婀娜的背影。

《台北人》中推荐几篇为诸君细读：《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思旧赋》、《一把青》、《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其中《游园惊梦》当为第一：唱腔与叙述的糅合、幻觉与现实的穿插、明场与暗场的过渡，无一不清晰自然。十来个主要人物，无论是出场了的还是只存在于想象和记忆中的，全都交代得全须全尾、活灵活现。在一个不过半个时辰的场景中，把一个横跨了二十年、从南京演到台北的故事通过多个场景的重叠交叉演绎得惊心动魄又留有余地，整篇一气呵成，文采斐然。其实不过是一个昔日南京的同门戏子、今日台北的官太太们重聚首、开宴席外加票昆曲的故事，说浅白也浅白，说深邃却也深不见底。这种宴会，几乎类似于今日的同学聚会，但却略有不同：首先当年蓝田玉、桂枝香、月月红和天辣椒这些女子进了得月台唱戏，和上学就有本质的不同，其最终的“目的”（虽然不一定明言直道）都是嫁入豪门、修成正果，这种竞争的残酷可以使有的人不顾礼义廉耻、无视人伦亲情；而这风月场上的男人，从来就不懂得“忠诚”二字：只要有个更年轻更漂亮更风骚的去勾缠他们，他们随时可以退下已下好的媒定，将未过门的新娘一脚踢开。因此戏子们的同门倾轧就带了更多卖弄风情、献媚争宠的成分，这种聚会也是世俗的、风情的，充满了诱惑与抗拒、圈套和猎物，每个人都在志得意满地（或者至少装作志得意满地）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身上的炫目穿戴是在展示未出场的夫君有多么显赫以及自己有多么受宠，而带来的年轻副官则是她们更加得意的战利品，是对她们无边魅力的最好佐证——却又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别人对于她们战利品（往往是副官情人）的无情掠夺。这种聚会对于年华半老、丧夫失势的女主角，不消说是残忍而令她痛苦伤感的，但这种痛苦伤感于内是五内俱煎，对外却是克制的、古雅的，而这古风古韵中，正透出了属于那个已经消逝的贵族时代的一种清高。白先勇特殊的家世背景以及学贯中西的文化底蕴决定了他对于这种题材的独到把握：越是上流社会暗藏机锋的谈笑，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场面，他便写得越是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不是红楼，胜似红楼。

后面的还没写完，今天太晚了，以后再说吧。

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的名作《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及受其深厚影响的现代社会之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欧陆战争后与第三国际式的马列主义分道扬镳。作为一个放弃了直接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独裁的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亦没有走向伯恩斯坦所代表的康德式修正主义，而是从学术的立场在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下（本雅明认为革命是一种末世性的救赎，而阿尔多诺则认为它是一个有取向性的憧憬）冷眼观察和批判工业化、都市化、和机械化的现代社会。但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位却又不甘于只做学术，认为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开的，以“批判理论”此名来形容他们对社会实践其思想的理念。

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归根结底来说是失败的。启蒙运动代表了魔法社会（玛娜）与科学社会的分界线。科学社会的根本理论是工具理性：其宗旨是把所有的事物和关联性都减小为最低限度的形成体，进行测量，并将其作为工具以用之。而不能被简化为最低限度形成体的现象则被忽略。社会的单位变为了个体：架于个体之上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则就此失去了意义。在其客观性了解世界的同时，启蒙理性物化了世界。个体虽然存在，却无法保留其主体性；集体虽然存在，却无法解释集体行动（praxis）：启蒙理性是无法从主观和相对的角度出发来了解世界的。启蒙辩证法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辩证法来说明启蒙理性的种种问题。在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眼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性思想最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的压迫甚至法西斯主义。

《启蒙辩证法》选择了《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来代表启蒙理性的锥形。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提到，奥德修斯可以在其本人不在的二十年时一样让其王国正常运行。牧户和佃户照常工作，王后虽然名义上代表了王权却并没有执行任何权力——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奥德修斯对与其飘扬地中海的士兵水手的控制也是绝对的。面对海妖歌声的诱惑，奥德修斯命令其手下堵住耳朵，不受影响。而对于自己他的要求则相反。作为启蒙理性的代理人他需要对证明和享受自己权力带来的果实：所以他要受到诱惑，要享受海妖的歌声。但同时启蒙理性的代言人却不是自由的。他在定义自己的权力时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工具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部分——欲望。所以他要求部下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直到船离开海妖所在的领域为止。那末，奥德修斯在遭遇海妖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弊病。一方面其根本是控制，另一方面其本质是压抑。在奥德修斯听到海妖歌声却不能离开的狂喜和痛苦中，代表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人类最早的记载中展现了身影。

诚然，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比喻并非完全合理。将一近代现象追溯到远古史诗时代本身就是一种忽略了历史性特征的做法。而且奥德修斯作为一英雄人物其本身既是大于凡人的；他的英雄式意志并不能和普世性的启蒙理性相比。作为一个多元性的个体（polutropon/ man of many turns），奥德修斯并不是一个只有理性和运用理性去看待世界的。他并不只把一切事物都简化成可以测量和控制的变量，而是保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虽然知道他的性格会导致他马上将再次踏上旅途，虽然知道伊萨卡并不能给他带来一切，奥德修斯还是义无反顾地一点一点地朝着他的家乡走去。这种精神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所批判的启蒙理性所不必备的，也是一种对科学理性相反的“魔法社会”的朝圣。

第一次捧起《读史阅世六十年》是05年冬天的事情了。当时为了应付复旦大学保送生入学考试，拿这本书中的中英庚款考试的题目来模拟一下。考试结束后，大致看了下这位成长于动荡年代的学人的求学之路，感触不深，无非一个留学人士在晚年写本较为学术的个人回忆来八卦一下往日风情。

今年寒假，丁亥岁寒之际，在达慕思书院东亚图书馆，与好友偶遇此书，深感有缘，借出后再次回味。今日此时，苟且为一位史学大师作评述，不自量力之处，望看读者莫笑。我尽量只写我对书的评价，不加入太多个人感情问题，不过此书确实夹杂了我不少感情，同样的冬天，相差无几的温度，一样的文字，一样的迷茫。。。

就此书而言，何炳棣在书的上篇还算客观，仅仅客观回忆了其求学历程，从中学到大学。最为令我欣赏或值得学习的是其学习的计划性：在大学期间，虽然清华经历了战火的纷扰，但作者依旧完成了英国史的自修的计划，读完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著作，同时为以后博士阶段的英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段时期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更可谓是中国最强大的历史系。雷海宗、蒋廷黻、陈寅恪等人云集一堂，又有梅贻琦作为清华校长，保证学术思想自由独到，让当代学人无限向往。

当然，从书中最可取的那些信息莫过于如何做学问了。记得余英时先生曾对一个年轻的学生说过：“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敬业！”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何炳棣先生的成功也在于其敬业。从大学起就勤于练习，善于考察一手原始资料。在描写国外的下篇中，很明显地可以发现，作者地成功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其良好学术习惯。何炳棣曾经在纽约国会图书馆中文书库中花一整个夏天抄写中国某个地区的地方志中的统计资料，并且反复考证其真实性。同时他还四处游走，寻访各种史料。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史料的详实和独到是其成功的一大基础。而何炳棣就是这么一位基础坚实的历史学家。

书中如果细细读来，可以发现作者有较为明显的自吹自擂之嫌，但这本书对于我们读者的意义并不在于何炳棣是否谦卑，而在于如何从他大致的一生中觅得今日得生活指导。不论今后从事何种生涯，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基础，而对于基础的培养，往往就需要一种”敬业“了。

The title Metahistory may seem deceptive: I approached the book imagining that its author, Hayden White,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nother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lines of Hegel, Spengler, and Toynbee. Instead, White treats patterns of history in a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he analyzes historiographies of prominent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ike and analyze their work as result of specific tropes and particular aims of these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Hence, the works of Hegel, Michelet, Ranke, Tocqueville, Burckhardt, Marx, Nietzsche, and Croce are categorized within the four tropes of metaphor, metonymy, synecdoche, and irony–with White himself writing in irony. In addition, explanations of historiographical works can be based on emplotment, argument,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roughly cor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this fashion:

Mode of Employment/ Mode of Argument/ Mode of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Romantic/ Formist/ Anarchist
Tragic/ Mechanistic/ Radical
Comic/ Organicist/ Conservative
Satirical/ Contextualist/ Liberal

White’s work, then, is meta-historical in the sense that he perceives language as the key, or meta-aspect, beyond all writings of historiography. A poetic and lingu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then, is announced to introduce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ing of writers and interpreters of past events.

Hayden White’s work, then, attempts to reject a perception of history that Collingwood sets out in his Idea of History; previous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 is replaced by an array of writers in history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ce in style, while causality is abandoned in place of plurality. However, I am still at this point inclined to subscribe to Collingwood’s view that history is the reenactment of thoughts of historians, who are but imaging the thoughts of his treated subjects. In the Collingwoodian sense, history is kept as a continuation of thought, an idea that man consciously “remembers” and attempts to reach through their own thoughts. In this sense, then, history can be kept true regardless of the format that it is kept; man can interpret the artifacts of the past regardless of its status as a historical account, a part of archive, a chronicle of events, or physical object of the past like a palace, a piece of art, or even a co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ahistorical analysis of history is itself limited by language–and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written language. Its ability of explanation is limited by the form of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