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Decennis

15 III　2008

话说这周是巴基斯坦的”黑旗周“，以纪念其最高法院院长一年前冒危险拒绝接受穆沙拉夫的命令并捍卫了巴国宪法的权益。这一年在巴国所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不少，而现在的情况也看不出有任何朝正面的进展。与其说这周是巴国的”纪念日“，倒不如说它只是少数海外（和海内地下工作者）活动人士通过”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所构造出来的假想性氛围，通过其建立来运行更有组织性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而已。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不难理解”黑旗周“在各大海外城市和校区行动的局限性。哪怕是三月九日在伦敦周年纪念的示威也只召集到了一百来人，喊了喊有消歧义必要的口号（Go Musharraf go–可以翻译成”穆沙拉夫下台“或是”穆沙拉夫好样的“），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在哈佛的游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两点准时到达聚集点时发现周围只有两个人：我的好友、组织者萨姆德和另外一位并不认识的人。过了一小会儿零星几个我校的巴裔学生懒懒散散地走了过来，虽然几个人有说有笑，但起码看起来还象样。又过了一会儿不少与我一样的”海外友人“（准确地说是萨姆德的好友）过来后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此现象代表了我校学生对巴基斯坦状况所感到的严重性和紧急性——只要不觉得过于牵强的话）。大家基本上都穿黑（我没注意看邮件，上衣颜色不对）。在过后的几分钟内也没什么可干的，只是尽可能的把传单发给路人（大多是来我校参观的游客）罢了——虽然很明显大多路人并不在意。

另一位组织者（一位女士）到达后事情则显得好了不少。聚集的人数也差不多有了二十，而且起码我们有”黑旗“了；大家纷纷把旗子举起，和大多数人所穿的黑衣相配还是别有有一定的气势。就这样，我们准备好了这次示威的第一乐章——照相；大家不紧不慢的站成了几派，顺便摆了几个像样的姿势，花上了个好几分钟用三到四个不同的相机照了下来。我有点急了，问萨姆德说，我们怎么也得喊点口号，四处走走，才算得上是游行吧？——很遗憾，因为学校政策的原因，在校园内是不得大声喧哗游行的。那怎么办？出学校去商店街如何？——这个主意不错。然后我们就零零散散地走了出去，在何莉山中心门口重新整理队伍。

到了商业区才发现，原来这里无雨无雪温度大约高于零度的周六对异见人士是多么的宝贵。随便数数就能发现除了我们之外至少3-4个不同的团体。有反对肉食的，有反对伊战的，有反对奥运的，还有搞托派的——真不愧为剑桥人民共和国。我们重整后倒是履行了示威者应该做到的几点：挥了挥旗子，喊了喊口号，代表发了发言，递了递传单。还不过一小时大家就都散了。毕竟和其余共享商业街”有话要说“的各位来说我们还是有着质的缺点——谁叫我们大家都是有”之志气“的大忙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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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这篇小记可能显得我非常反对游行示威这类的集体性行动，特别是那些组织一般，目的不明确，效果微小的”集会“更是显得无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现在的示威和上两世纪的罢工和大游行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我们是一帮不愁吃住，为了实现某些自己定义的概念化之理想的学生，而参与后者的是一些真正受压迫的人。我们甚至做不到最像样的学生运动：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学生比起来，我们缺少了那种真正影响到每个人的文化焦虑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哪怕选择了行动，我们的初衷也只是一个有着思想—行动明确分明的概念，而不是那种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精神性焦虑。所以相比而言我们的关注是肤浅的，是一种已经适应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工业“的一部分。这样子的行动自然是不会有显著效果的：因为我们根本就已经放弃了行动的最终目的。我们只是为了提高他者对某些情况的重视，而并不直接的相信我们所作的能直接带来改变——所以按效果而言此类行动最终是无用的。

既然知道达成行动最终目的是不可能的，为何继续徒劳？有关这点我的见解可能是非理性甚至是矛盾的。就是在知道一件事情徒劳的本质上，才更要有继续这件事情的动力。可能我也如本雅明和布洛克(Ernst Bloch）一样，希望能通过行动来体会到那种救赎式的希望吧。对徒劳的了解是两面性的：一方面不同的可能性已经通过徒劳此定义哇暖排除了，而另一方面它又打开了人能体会到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三人时…

第一乐章：照相

“游行“

喊口号

黑旗首领与素食主义